《贵州社会蓝皮书：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18）》指出——全面二孩时代，“老带孙“现象使老年人情感上的漂泊感更加强烈
第一，“没有朋友、想家、孤独”是这些老年人普遍的生活状态。离开家乡之后的父代群体与原来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全脱离，没有老熟人、老同事、老朋友的精神情感支持，若与子代之间又缺乏交流和沟通，更会加剧这种孤独感，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存在感和幸福感。
第二，二孩时代会加剧老年人的漂泊频率。第一种类型：独生子女家庭的父代。对于独生子女而言，父代从开始“漂泊”就保持在子女定居地基本不变，采取与子代同住或近距离分住的方式，在孙辈照料上也没有其他子女不满的状况发生，相对比较纯粹。第二种类型：多子女家庭的父代。由于多子女家庭的子代年龄差距都不大，在生育二孩的时间间隔也不长，因此父代就成为“漂泊候鸟”，必须兼顾儿子、女儿各家的育儿需要，子女间甚至为了获得老人的照顾相互协调生育时间，老人就在这种“预订”中被动漂泊，北京、上海、成都的到处漂，每个地儿待上两三年，与家乡原有的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也逐渐疏离，生活空间急剧变窄最后就只剩下照顾孙辈的日子了。在多子女家庭中甚至会出现子女之间相互争夺“老人劳力资源”产生矛盾冲突的情况，老人由于无法平衡各子女需求从而加剧老年人心理上的负罪感。
第三，老年夫妻分居两地。在迁居异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这是由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决定的，这些女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所以“老漂族”中有很大部分不是夫妻结伴而行的，分居两地状况普遍，会让身在异地的“老漂族”异常牵挂。男性老人由于自身不擅长带小孩、不愿离开家乡、家中还有牵挂脱不开身、适应不了异地的气候饮食等原因多留在老家，女性老人则无论是否适应都必须承担起照顾孙子女的责任。
第四，“老漂族”融入迁居地生活不易。老年父母在异地无医保、无户口，就医困难，老年病又较为普遍，但因为害怕异地报销耗时耗力，自费又昂贵，大多只能自己忍着。若是省内、市内流动的老年人，在气候饮食等方面比较容易适应，乡音不改，也比较容易与小区里的老年人相处，不至于太孤单。但是若跨省流动或跨国流动的老年人，则会存在很大的融入障碍，不管是语言还是环境、饮食等。缺乏休闲娱乐活动的生活会让异地“老漂族”更加孤单和焦虑，表面上他们是所在城市较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属于这里。
第五，“老漂族”与子女间亲子关系受损。带孙过程中意见不合、观念差异、习惯不同、沟通不畅等会造成老漂族与子女间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受损，从而加剧老漂族的孤独感和挫败感。蓝皮书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一段时间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下降。在300名50岁以上从外地到武汉投奔儿女的“老漂族”中，65.2%的老年人觉得子女不够重视他们，42.3%的老年人不满意目前的生活，79.2%的群体感觉到很孤独。当这些老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后，一半以上都会选择憋在心里，从而诱发一些心理疾病。
（参见《贵州社会蓝皮书：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18）》p2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