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椿：用“三个经济学”做知行合一的文章

首先，我代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感谢兄弟院的大力支持，欢迎全国社科院系统经济所的各位专家。

我看了一下会议日程，大家的演讲题目，都紧扣了新质生产力和旅游文化这个主题。我想，我可以稍稍跑跑题，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个人关于社科院如何看待和进行经济研究的体会。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社科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从比较的视角，我认为，社科院是介于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个机构：与高等院校比，我们更靠近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比，我们更有学术基础。社科院处在“最佳距离”，近“够”得上，远“躲”得开。这两点，是我们开展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说，我们既要搞好学术研究，又要追求学以致用。反过来说，离开了学术基础，我们不如政府部门；离开了咨政服务，我们不如高等院校。这两点，恰恰也是我们的优势。可以说，社科院的职责定位，一开始就赋予了我们知行合一的使命，需要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具体到经济领域的科研工作，我体会，是不是可以把握“三个经济学”。

第一，要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厚度。作为政府的智库，我们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武器，要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思想方法，需要用辩证的观点、全局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分析和研究问题。每一项研究的成果，都要服务于、服从于党和国家事业，服务于、服从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是辩证的、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孤立的。比如，国家粮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如果只有经济学思维，仅用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那么，我们也可以有进口粮食的选择。美国280万农民，1个农民可以养150人，包括116个美国人和34个外国人；1个农民可以管理450英亩耕地，照料6－7万只鸡、5000头牛，生产10万吨粮食。在国内市场上，美国优质小麦到岸价每吨大致2000元，也就是每斤1块钱，而国内市场价大致在每斤1.2元；国内大米每斤在1.8－1.9元，从印度进口大致是每斤1.3元。如果进行单一的经济分析，那么，进口粮食也是很好的选择，特别是我们贵州这样的山区、土地资源不足的地区，完全可以“买买买”。前一段我去无锡调研，看了三个村，其中一个叫金兰村，他们就搞了无人农场。如果只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在无锡这样的地方，随便搞点别的什么都可能比单纯种粮食来得快、来得多。但村支书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说，搞无人农场，就是要解决无人种地的问题。如果都没有人种地了？那么，如何端自己的饭碗呢？

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端好自己的饭碗，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后来的座谈会上，我就把前一天无锡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罗安斌同志说的一个观点讲了一下：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算国家账，算安全账，算长远帐，算全局账。按照我们目前的农业发展水平，如果简单理解，片面理解，单一理解，种粮种地的效益并不太好；但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种粮种地在经济上也是讲得通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自己有粮，能够自给或者基本自给，那么，别人得求着咱们买；反之，如果我们没有粮，饭碗装不满、端不稳，那么，世界粮食一定会涨价，而且不只是涨20％、40％的事，在粮食问题上一定会被“卡脖子”。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这个“脖子”，可比“科技脖子”厉害多了，是真正的“七寸”。因此，算上这个帐，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作为一个大国，在大账上一定是经济的、划算的，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也就符合了投入产出规律。

第二，要有“发展经济学”的学术情怀。我说发展经济学，是想借这个学科术语说明，我们的社科研究工作要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是科学。我们当然需要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寻找规律，但目的还是要解决发展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他把经济发展分为6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该理论认为，经济起飞必须具备4个条件：生产性投资率提高，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提高到10％以上；经济中出现一个或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发明和革新十分活跃，生产过程吸收了科学技术所蕴藏的力量；适宜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风俗环境。我十多年前在参加写贵州省“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时候，省委就借用这个理论对照了贵州当时的发展现状，结论是贵州多数条件满足了，还有些条件不满足，总体上处在将满足而未满足的样子。为此，省委提出了“强行起飞”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条件还不是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争取中央支持，集聚必要资本，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外力作用，采用非常规办法，让贵州这驾“飞机”先飞起来，到了万米高空再调整。虽然，在最后的阶段这个概念没有进入正式的省委文件，但这个概念提出后产生了积极影响。实际上，贵州的“黄金十年”，大规模的交通、高铁、城镇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实施，多多少少都受到这一理论和概念的影响。回过头来看，理论确实对于实践具有巨大的推动力量。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指示要求，正在推进“四新”“四化”研究工程。关于“四新四化”的内涵，我们研究的结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指示要求，为贵州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根本路径。贵州的现代化，就是要沿着“四新”“四化”这条道路去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揭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根本任务是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揭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要在实现脱贫攻坚的基础上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奋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揭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要用好数字经济的机遇，通过后发追赶形成新的经济发展优势；揭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发展优势在生态条件，国家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些研究，我们实际上运用了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落脚点是贵州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要有“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社科院搞经济研究，需要现代研究方法，特别是统计调查、计量工具、数理模型等定量方法，以及人工智能等方法。不然，我们就可能“越位”“错位”，等同于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从社科院自身的发展来讲，这无论如何都是“短板”，因为实际情况人家掌握比我们多、比我们专业。

没有现代的研究方法，我们的工作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点子公司”。中国14亿个“脑袋”，要想出一个新观点是不容易的，有时想到了，到网上一查，20年前就有人写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课题或报告中的新观点、新点子，呈报上去后才发现，这个内容早已在领导讲话或政府规划文件中讲过了，这在客观上就把领导的观点、要求又变成了给领导的建议。那怎么办？就是要有方法。所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提出了有组织的科研、有价值的科研、有方法的科研“三有科研”理念。有了方法，就算同一题目，只要我们输入的数据不同，得出的结果一定是唯一的，根据唯一结果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也就有了针对性。

对于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去论证这一决策，让决策者更坚信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可行性，从而统一思想，让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同这一决策，更加自觉去执行。比如，省委、省政府提出富矿精开的决策，我们就对全省10种主要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开发路径进行了研究，算出我省10种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为113.9万亿元。一方面，我们以定量研究论证、实证了省委、省政府富矿精开这一战略的正确性可行性；另一方面，这一研究成果也唱响了“经济光明论”，贵州有这么多资源，贵州未来的发展必然是大有希望的！

对于一些重要的工作，通过定量研究，可以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决策基础。比如，我们对贵州省13个主要农特产业（牛、羊分开）进行了比较优势研究。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有5个产业比较优势度高于全国20％，这属于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业；有5个产业比较优势度在20％以内，这属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有3个产业比较优势度低于全国水平，这属于具有局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个结论的政策建议，就是需要对不同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分类指导，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业，要集中力量推动其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在区域市场中占据市场优势；总体比较优势不足，但有局部优势的产业，要引导其走特色发展之路。

运用定量方法，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比如，我们研究的贵州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得出贵州高质量发展指数处在西部第5位，高于西部平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我们过去10年是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标提升最快的省份，从2012年的第10位提升到2022年的第5位。这其中，通过指标的分析，也发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关键点在哪里？比如，创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开放等，这样，我们的政策建议就能做到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500多年前，王阳明先生在贵州悟道知行合一。社科系统的经济研究，我体会，用好了“三个经济学”，也就是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就能把知行合一的文章写出情怀、写出价值、写出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