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市万山区黄道侗族乡的刘氏祠堂里，群众正在练习鼟锣（杨雄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志愿者在毕节市黔西市林泉镇集市上向群众进行安全生产、移风易俗文明实践、预防犯罪等内容的问答式宣传（侯进勇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提要：物质日渐丰裕后的乡村现代化转型是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刻变革，带来的不只是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伴随精神文明领域的若干风险，仍然需要多措并举确保精神文明建设行稳致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固基础”和精神文明建设“出新貌”，只有两个文明“双轮驱动”，才能确保乡村振兴步子稳健走得更远。需要指出的是，物质日渐丰裕后的乡村现代化转型是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刻变革，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持续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强大精神力量。
贵州乡村治理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
强化政治引领，“强双基”确保精神文明建设行稳致远——
重视精神文明制度建设。安顺市探索建立市县乡共抓乡风文明工作领导体制，出台《安顺市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年行动方案》《安顺市深化“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制度保障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有章可循；同时成立工作专班，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意识形态专项督查内容，作为领导班子以及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依据，高位推动确保精神文明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落地落实。
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功能。毕节市通过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统合能力，为精神文明建设保驾护航。毕节市七星关区的“七个起来”、百里杜鹃管理区的“支部联建共管”、黔西市的“三个围绕”等举措，将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治理成效扭成“一股绳”进行捆绑考核，不断推进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凝心聚力。黔东南州凯里市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阵地，将“党建＋”模式有效融入培育乡风文明、引领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等工作中，很好地确保了国家意志、乡村精神和群众意愿有机结合，形成了创建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的强大合力。铜仁市万山区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两心”融合，双向赋能夯实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效果明显。
注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毕节市织金县把乡风文明和家乡文明建设融入组织生活，大力实施“两优一先”评选活动，选树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等典型，激励引导广大群众对标先进、自觉看齐、共倡新风。
注重多元协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同向而行——
推动组织意图融入乡村治理。安顺市推行积分引导机制，按季度开展评分活动，为积分较高的村民现场颁发“示范户”挂牌，获得积分的村民可前往“文明超市”兑换物品，实现“德”“得”益彰。毕节市赫章县集中资源在全县推行“党建＋积分”治理模式，成效明显。安顺市平坝区通过构建“党员积分册”“黑名单”等制度，将乡风文明工作列入村规民约执行重点，并与补贴发放、合作社分红等福利待遇挂钩，引导群众形成崇德向善的价值共识和集体行动。毕节市金沙县重点建设“一约五会一站”，德治制度化为乡风文明贡献了力量。
注重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发挥。平坝区塘约村村民自发制定了“红九条”，规定全村禁止操办红白喜事以外的其他酒席，红白喜事则由“红白理事会”备案和操办；实行“红喜”八菜一汤无大菜，“白喜”盆盆菜“一锅香”，不上“瓶子酒”，不发包包烟、不发纪念品，礼金100元；另外，还组建了10支服务队，由村委会统一为村民免费提供餐具、餐桌、厨师团队等一条龙服务，“红九条”有效引领了基层善治。
赋权民间组织参与治理。毕节纳雍县骔岭镇小屯村自发探索创建的“七人议事”自治机制，很好地发挥了民间力量的柔性治理功能。此外，六盘水市水城区的“片管委”以及遵义市湄潭县的“寨管家”等，通过“小整合”撬动乡风文明“大格局”，实现了群众精神食粮由散到聚，乡村治理由弱变强的转变。
激活内生动力，文化引领新时代新风尚——
特色文化赋能精神文明建设。铜仁市万山区的“鼟锣”文化守正创新，通过山歌、快板、说唱等方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2023年开展“鼟锣竞赛”等文明实践活动500余场次，让文化走进百姓，让百姓参与文化；“云上鼟锣”则通过抖音、视频号、电视等辖区媒体平台“小屏＋大屏”的方式，对党的理论创新、移风易俗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实现线上全覆盖宣讲。此外，黔西南州册亨县通过布依八音展演讲好礼仪传家、家国情怀；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探索设立“艺术家联户长”，通过艺术家送服务，联户带动艺术工匠、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等群体蓬勃发展，乡风文明氛围浓厚。
发挥传统习俗治理功能。据调研了解，绝大部分乡村利用大小节气，尤其是个性化习俗或民族节日引导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黔东南州的“吃新节”“六月六”“卯节”等已然成为村民们记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到的过去，共同记忆为传承规矩养成风尚涵养了土壤。以黔东南州台江县长滩村为例，该村依托本土厚重苗族文化底蕴，以歌传情、以舞为媒，多元精致的特色苗族服饰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对于增强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长滩村合理利用传承下来的正月探母节、二月敬桥节、三月姊妹节、四月敬牛节、五月独木龙舟节、七月吼呗节、十月非遗节、十一月苗年等重大节庆活动，进一步丰富精神文明内涵。
注重培育精神文明建设载体。黔南州都匀市深入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个人创建行动，通过树起“模范旗”，引领积极向上的文明氛围。台江县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好儿媳”“好公婆”等评选活动，可见、可学、可亲、可仿的先进典型和鲜活事迹，为乡风文明提供坐标参考系。
坚持人民中心，推动精神文明焕发生机活力——
创设环境保障自治空间。贵州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独到之处，就是不仅“主抓主管主推”，同时为“长出来”的智慧、文明和秩序让渡空间和创设环境。贵阳市通过政策设计、引导激励等举措孕育乡村自发秩序，推动乡风文明由“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再向“共商共建共享”转变。金沙县的“一约五会一站”是基层群众首创的集中体现，价值共识基础上的约定制度化、平台实体化和运转规范化，有效推动了基层群众自治功能的发挥，为乡风文明注入了持久动力。
贵州尚贤文化浓郁，历史名人、革命先烈、时代先锋、道德模范等先贤能人赋予了乡村治理人间烟火味，礼仪教化通过可亲、可敬、可见、可学等形式进入寻常百姓家，为价值共识和自发秩序注入了内生动力。
注重群众创举的应用推广。毕节市威宁自治县检验贫困标准的“四看法”、金沙县群众自创的脱贫攻坚应知应会“猜拳”，很好地将党的政策融入了传统习俗。此外，“红九条”“合约食堂”等经验也是群众智慧以民间约定的方式呈现的结果，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贵州乡村治理中精神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对比过往，贵州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凸显在“四个转变”上，即从因循守旧到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从陈规陋习泛滥到新时代新风尚转变、从等待观望到主动寻求创新转变以及从碎片化举措到系统性建设转变。但需要指出的是，物质日渐丰裕后的乡村现代化转型是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刻变革，带来的不只是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伴随精神文明领域的若干风险，诸如重视度不均、价值观多元、自媒体冲击、软约束过软、农村结构空心化以及宣传脱离群众兴趣点等风险挑战，仍然需要多措并举确保精神文明建设行稳致远。
“四个机制”保障精神文明落地落实。确保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不走偏、不变样并提升治理效能，需要高位推动党建引领。
坚持党建引领机制。坚持围绕基层基础“强双基”部署，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重点探索精神文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同安排同部署，两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和机关党建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同时组织机关党支部与乡村党支部结对共建，进一步提升党建创新引领成效。
坚持责任落实机制。省级统领基础上，市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实际化运转，乡镇一级比照执行，将精神文明建设与地方重点工作同安排同部署，有条件的地方乡镇宣传委员单列。
坚持示范带动机制。结合实际统合名目繁多的先进称号，打造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标识性典范，提升称号权威值和推进典型人物的价值变现。
坚持检查评比机制，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乡风文明检查细则及评比办法，营造精神文明建设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推进软约束在治理中的权重。精神文明建设并非空中楼阁，其作用发挥需要平台和载体支撑。
村规民约瘦身增效。村规民约应结合地方特色并注重执行实效，政策法律或党政部门职责有明文规定的不写入村规民约，避免村规民约演变成为“百家讲坛”或“文字游戏”，部门职责嵌入村规民约需要主管精神文明的地方党委常委签字同意。
群众组织扩容聚能。“五会一站”是精神文明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各地推动部署的同时，应扩大群众参与面、事务涵括面和激励服务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和推动移风易俗新风尚。
信息技术赋能提质。针对部分群众沉溺抖音、使用微信和关注公众号等现状，组建乡村“信息引导和创作服务队”，重点宣传防治诈骗信息、虚假广告、信仰虚无等带来的线下问题，同时培育、制作和传播乡村正能量视频信息等，为乡村治理注入文明力量。
重构乡村公共文化场所，整合现有公共文化空间和提供多样化文化服务，鼓励和支持文化艺术能人为乡风文明进行创作。
提升内生动力注入治理活力。精神文明建设是一场久久为功、绵绵用力的“接力赛”，其作用发挥只有依托群众内生动力才能走得久走得远。
提升信任存量。面对一些群众价值观的混乱和自媒体的冲击，精神文明作用发挥需要在深耕主流价值观建设基础上，重塑基层党政、村支两委、民间组织和群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最大限度避免政策资金扶持中“你有我没有”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同时在非普惠性政策实施中加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乡村治理的信任资本存量。
关注重点群体和弱势群体。比如搬迁至市县的“新市民”，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若干不适应，需要通过情景再造和流程优化等重塑精神原乡；又如空壳化乡村的留守老人、儿童和鳏寡孤独病人，需要完善技术关照、帮扶关怀和福利关注制度。
深挖本土优秀文化。重点为挖掘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供引导激励，重塑地方文化和精神标识，为乡村组织秩序和自发秩序的深度融合涵养土壤。
贤能补台，发挥乡村能人示范带动作用。
选优配强村负责人。有序推进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和“头雁工程”，合理配置村支两委班子，不搞知识化、年轻化“一刀切”，根据需要选配品质好、情况熟、威信高、有公心、能力强的“老人”。
搭建乡村能人治理平台。据调研了解，乡村能人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比较明显，“经验”“关系”“面子”等发挥着治理功能。但外出乡村能人虽然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一些乡村却没有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对此，拓展乡村能人涵义并组建“村籍协会”具有实际意义，筑巢引凤，汇聚乡村能人力量形成治理合力。
注重志愿服务力量。乡村振兴背景下，各种资源不断下沉乡村，社会热心人士对于乡村的支持也纷至沓来，因此在盘活乡村志愿服务队伍基础上，应着力为非政府组织、社会热心人士等的帮扶创设环境。
推进城市文明下乡。贵州乡村富集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所向往。探索“乡情牌”“乡愁牌”“文化牌”“环境牌”吸引城市资源和文明入乡，对于推动乡风文明等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系贵州省202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健全党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22GZZD08）阶段性成果］
来源：《当代贵州》2024年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