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罗县志》国图藏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资料图片）
提要：出生于贵阳花溪的周钟瑄，年九十犹手不释卷。每训子孙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我生平得力在此。”台湾学者连横在其所著《台湾通史》里曾特别为周钟瑄列传，称其“性慈惠，为治识大体”。
周钟瑄（1671—1763），字宣子，贵州贵筑人。康熙十年（1671），周钟瑄出生于贵州白纳长官司骑龙寨（今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康熙三十五年（1696）考取举人，历任福建邵武知县、台湾诸罗（今中国台湾嘉义市）知县、山东高唐知州、员外郎（管台湾事）、荆州知府等职，为官数十载，政绩颇多，享有政声。
花溪周氏家世显赫，人才辈出，先祖周朝聘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入黔始祖周可敬随傅友德征南入黔，因征剿“九股洞箐”有功，后被封为白纳长官司正印长官；祖父周宏稷曾任崖州知州，清代著名学者周渔璜与周钟瑄乃是叔侄关系，但作为叔辈的周钟瑄，其实比周渔璜还要小6岁，因才华不相伯仲，两人被并称为“二周”。
康熙三十五年（1696）周钟瑄举于乡，为丙子科乡试亚元，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却铩羽而归。考场失意后，他便离开故乡，先后在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顺天督学周起渭处为幕僚，深为当时名流人物所赏识。
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周钟瑄才补官选授福建邵武知县，到任方才3日，他就捐出自己的俸银，购入民房及空地来扩建文庙，又出资修葺两宋名臣忠定公李纲的祠堂。当地有“红袍银”陋规，即凡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其行刑时所备的红衣，还要再缴银子，名为“红袍银”。周钟瑄认为既然已将犯人处以极刑，还要责令其家人出具银两，实在有悖情理，便上报巡抚衙门恳请废止，得到巡抚满宝的应允，此般陋习方才革除。
两赴台湾 因地施政
周钟瑄一生两赴台湾，在台湾共任职6年，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他先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出任台湾诸罗（今中国台湾嘉义市）知县，彼时诸罗县文教不兴，十分荒凉落后，据相关史料记载，周钟瑄到任之时的诸罗县“无城廓，县署仅破屋三间，附县居民不满三十家，无庙亦无学，春秋上丁，辄结棚以祀先师，事竣则撤之。先师及诸贤诸儒木主，咸置于篓面藏之”。周钟瑄到来后，才主持建学宫、修城隍、筑木城，使得县城面貌焕然一新。
当时的诸罗无人开垦田地，也没有便于灌溉的渠堰。县所辖的十八社都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高山族同胞，偶尔会有人种芝麻，其余大多以捕鹿为生，那些分散居住在高山的高山族同胞则只知道捕鹿。且当时苛捐杂税非常严重，除了缴纳供给朝廷的6.5万石粮食外，各社还被要求缴纳课银120两到600两不等，甚至还有官吏会趁机捞取油水、中饱私囊，百姓们的生活可谓举步维艰。
针对此面貌，周钟瑄主要采取三项举措：
其一，废除苛税陋规，在县衙勒石定例，通令全县只取上缴国库的正供，仅再收取一成损耗作为县衙的工费，多余的不准妄自收纳。
其二，兴修水利、开垦土地，招募当地百姓依据地势开渠修堰，并教授高山族同胞如何种植稻谷、制作农具，还分发耕牛、种子，带领大家开垦种田。
其三，重视教育，在当地设立义学，聘请老师授课，教当地的高山族同胞学习官话，还挑选优秀者入学，为当地的文教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周钟瑄还重视辖区内的民族团结，主张抚绥安柔的政策，不支持以武力手段服众。
诸罗县城北边的大古柏山区，地处偏僻，由于交通不便，该地居民鲜少与外界接触，过着十分原始闭塞的生活。康熙五十五年（1716），大古柏山区高山族同胞的部落“阿莫”（大头目），听闻周钟瑄亲政爱民、体恤民情，便率领族内民众徒步来到县城，请求内附。周钟瑄见状十分高兴，不仅亲自接见阿莫，以酒肉相款待，还授予衣冠，对其再三抚慰。如此礼遇，也令阿莫十分感动。之后，阿莫便陆续将其部民三千人迁往县城的近郊居住。周钟瑄则悉心为这些少数民族移民选择平地予以安置，分授田地，赠送农具，还教会他们耕作技术，使其得以安居乐业。周钟瑄将此事记录写为《生番归化记》，并将之载入《诸罗县志》中。
在周钟瑄的治理之下，昔日的荒地废土都变成了良田沃土，民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百姓们为表达对他的感恩之情，将其所主持修建的堰塘命名为“周公堤”。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钟瑄升任山东高唐知州，方才离开台湾。周钟瑄在诸罗县3年，劳苦功高，当地百姓依依不舍，更为之立祠塑像表示纪念，每逢其生辰还要举行演剧等盛大活动，用以庆贺赞颂周钟瑄的功绩。
面对离别，周钟瑄亦是万般不舍，他写下《罗山志别》（诸罗，又别称罗山）一首，诗曰：“从宦无功已自羞，那堪别绪更绸缪。简书祇许三年住，去志难将十日留。重叠云山当客路，迷离烟树绕新愁。牵衣稚子痴于我，错把周侯作细侯。”虽然只有匆匆的3年时光，但他已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情谊，更自愧在任时为民生所作还远远不够。
如今，在台湾嘉义市城隍古庙的正殿，不仅供奉着城隍、妈祖等诸多神像，周钟瑄的神像亦位列其中，300多年来香火不辍。值得一提的是，自2006年起，嘉义市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周钟瑄纪念日”，并于每年举行秋祭大典、“周钟瑄论坛”研讨会等系列活动，以缅怀这位从贵州不远万里而来的清朝官员。
康熙五十九年（1720），周钟瑄升任为吏部员外郎。然而不久之后，他的仕宦之路又迎来了转折点。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兵反清。动乱平息之后，朝廷选派官员赴台安抚民众，周钟瑄因之前治台有方、为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民众所信服，得到闽浙总督满宝和巡抚黄国材的举荐，再次奉命就职台湾。
第二次赴台的周钟瑄，以员外郎之职管理台湾知县事务，他留心于安抚民众，并认为“宜宽以柔待之，未可操切”，当时闽浙总督满宝想要缉拿朱一贵的余党80余人，周钟瑄极力反对一网打尽；巡抚黄国材想要重新勘测田亩，周钟瑄则指出台湾才刚刚平定，不适合再叨扰百姓，又请求修建台湾木城，上级不仅应允了他的建议，还对他更加欣赏，不久后周钟瑄便因功升吏部郎中，仍履行知县职权。
治理荆州 百姓夸赏
雍正三年（1725）十月，巡台御史禅济布密折参奏，指责时任台湾县知县的周钟瑄有贪赃枉法之事。雍正四年（1726）初，周钟瑄被解职，在台家产亦遭查封，直到雍正七年（1729）二月初八，史贻直等人联名上奏，汇报最终的审理结果，排除了周钟瑄贪污的罪名，此案方才终结，而获得澄清的周钟瑄，被改任为湖北荆州知府。荆州旧有商当的陋规，周钟瑄到任后便将其革除。
彼时高唐州仓谷亏空十分严重，当地的18名官员皆被降级，曾任高唐知州的周钟瑄因此受到牵连，世宗皇帝特令其降级留任视事。很快，留任荆州的周钟瑄平反了监利县万三女一案。万三女幼时父母双亡，弟弟才刚满10岁。父亲去世前留下了十余两黄金，三女的伯母向其索要不成，便强行抢夺、害死了万三女，还诬陷她偷盗钱财而报案。
周钟瑄认为案件有冤情，重新勘察，发现万三女的脸色还如同生时那般，查明其伯母的罪行后按律判刑，为万三女平反昭雪，更赞扬了万三女虽年幼还能体恤幼弟的行为。周钟瑄得到了荆州百姓们的夸赏，还有了“铁面阎罗”的赞誉。
周钟瑄在荆州还有许多政绩，当时荆州仓廪空虚，周钟瑄便捐赠粟米三万石以充盈仓库；荆州的武庙狭小不如规制，周钟瑄便将之改建，又奏请上官，为关帝的守墓子孙廪生关朝泰求得五经博士的称号，并得以世袭。
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江陵决堤江水泛滥，当地百姓乡绅都说夏秋之际水势浩大不能立即治理，周钟瑄听从了民众的意见，却遭到总督迈柱以“玩忽职守，不筑堤坝”参本弹劾。圣上命令周钟瑄出资修补重筑，堤坝长三百六十丈，高一丈七尺，下广十六丈，上广四丈，共花费银子8500余两，耗时近3个月方才修成，后来当地百姓便将此堤坝命名为“周公堤”，用来感念周钟瑄的恩德。
然而不幸却接踵而至，周钟瑄因为“荆关税务耗米案”被参奏，耗时数年方才判决定案，他被发往军台（清代边疆邮驿）效力。
乾隆八年（1743），已经72岁高龄的周钟瑄离开荆州，街道上全是为其送行的百姓，还为其塑像置于刘昆祠中祭祀，又特别为他建立周公祠以兹纪念。
乾隆九年（1744），周钟瑄的儿子周德明，以父亲年事已高为由，向朝廷乞求代替父亲戍守边疆，乾隆帝允许了周德明的请求。周德明效力期满之后，被任命为广东遂溪县知县，周钟瑄便又跟随儿子来到遂溪。在遂溪六年，后来请终养奉，周钟瑄才终于回到贵州老家安享晚年。
喜文工诗 修志传世
周钟瑄年少时即有文才，一生喜好且工于诗文，《（道光）贵阳府志》曾道：“康熙间贵阳之能诗者，（潘）驯、（江）闿而外，唯钟瑄能与周起渭颉颃。”
《清史稿》曾评价周起渭：“诗才隽逸，尤致力于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贵州自明始隶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认为周钟瑄可以与广有诗名的周起渭相媲美，可谓对他诗歌造诣的充分肯定。
周钟瑄著有《松亭诗集》六卷，共收录诗歌700余首、赋2首。清乾隆时期贵州籍文人傅玉书辑《黔风鸣盛录》，选其诗颇多。
史书载周钟瑄还著有《读史摘要》《遏云斋诗集》《诸罗县志》《生番归化记》等作，他所作诗歌除上文提到的《罗山志别》，其流传的《北行纪》《望玉山》《番戏》等诗，都与他在台湾任职的经历息息相关，诗中如“晓岚高捲日初生，一片晴光照眼明”“天低海阔竟何有，环山叠裹如群峰。坡陀巨麓一再上，划然轩豁开心胸”等句，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台湾省壮阔而别致的山光水色，而“我来经过聊纪载，惭非椽笔愧雕虫。他年王会教图此，留此长歌付画工”亦表达出周钟瑄希冀为国家记录下台湾壮美山川之貌的愿望。
最值得一提的是，周钟瑄主修的《诸罗县志》乃是台湾最早的一部地方县志，该志书始编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印于雍正二年（1724），共12卷，包括封域、规制、秩官、祀典、学校、赋役、兵防、风俗、人物、物产、艺文、杂记等类目。
《诸罗县志》图文并茂，难能可贵的是，除了收录11幅山川图，县治、学宫图各一幅外，还特别编入了反映台湾少数民族习俗风情的10幅图画，既详实记录了诸罗当地的建置沿革、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交通经济等情况，充满浓郁的台湾地方特色，又充分体现出周钟瑄“信今而传后”的编纂宗旨，为后世学人留下宝贵的地方文献研究资料。清末唐景崧在《澎湖厅志》序中曾感叹道：“台湾志存者，莫先于诸罗。”
乾隆二十八年（1763），周钟瑄卒于家乡骑龙寨，享年92岁。
据《贵阳府志》载：“钟瑄年九十犹手不释卷。每训子孙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我生平得力在此。”其中“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一句，出自《宋史·蔡元定传》，用来形容日夜检查自己的言行，自觉毫无愧欠之处。周钟瑄借此表明自己一生为人行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台湾学者连横在其所著《台湾通史》里曾特别为周钟瑄列传，称其“性慈惠，为治识大体”，虽然一生仕途坎坷，但所到任之处，皆能为百姓爱戴称颂，更被台湾民众供奉，可见无论于公于私，周钟瑄确实做到了躬身实践，无愧于心。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为贵州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贵州地方志所见演剧史料辑录与研究”（项目编号：23GZQN01）阶段性成果］
来源：《当代贵州》2024年4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