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2025年贵州“村超”总决赛暨“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开幕式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举行（龙建睿 摄）
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古老记载，到今日榕江30余天重建奇迹，一条贯穿中华文明史的治水线索，昭示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存智慧和制度密码。对榕江“村超”重启进行三维透视，可以发现其中彰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华文明崇尚众志成城的集体伟力。
从政治学维度来看，“村超”重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整体联动、高效协同的政治效能——
政治学理论认为，国家能力的核心在于政府动员资源、协调行动的能力。面对灾害的态度以及对灾害救援的能力，历来是检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意志、制度韧性和政治能力的标尺。我们知道，德国学者魏特夫曾将传统中国贴上“治水社会”标签，认为这种制度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他没有预见到这种古老的集体行动逻辑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焕发出新生命。
榕江灾后重建的高效推进，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优势。洪水发生后，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汛抗洪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贵州灾区交通、水利、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四级指挥系统在灾后迅速完成对接，形成统一指挥链条。这种一盘棋的应急管理模式，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理性官僚制”不同，它超越了科层制的僵化，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弹性治理网络。
相比之下，2025年夏季美国得克萨斯州洪灾后，联邦与州政府因权责划分不清导致救援迟缓；印度孟买贫民窟水灾后，地方政府腐败导致救灾资金被层层截留。这些案例印证了福山关于“政治秩序衰败”的论断——当制度无法有效协调各方利益时，治理效能必然下降。
从经济学维度来看，“村超”重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制互补、多元共治的经济效能——
洪灾发生后，为全力支持榕江县加快重建步伐，贵州省统筹部署8个市州的住建力量，从资金、项目、技术、人力等方面驰援榕江，加快恢复当地生产生活秩序。灾后重建中，贵州省紧急启动的省内跨市州对口支援方案，将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划分为7个重建单元，由贵阳、铜仁等8个市州认领援建，对榕江县按照网格分片区进行重建修复。其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奥尔森困境”的破解——通过行政指令将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等定向输送至受灾地区，实现区域发展的“帕累托改进”。这一过程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深刻分析。
分块负责、协调行动的制度优势在于创造性地将政治动员转化为经济效能。省里安排的8个市州的救援力量、专家、工程师，全部投入受灾最为严重的几个区域，以最快的时间促进恢复，不单单是恢复原貌，而且还进行了升级改造，形成“责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元协同模式，产生凯恩斯-波兰尼共振效应。也就是说，政府投资拉动基础设施建设并改善公共福利，实现了较高的乘数效应，而市场机制可将重建转化为产业升级契机（如灾后谋划对整个榕江周边的防洪设施进行改善，推动智慧管网系统永久提升城市韧性等）。可以预料，最终将会使榕江在灾后不长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快速恢复，通过政策协同实现市场效率与社会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说，这一过程涉及到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主体，各自在重建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政府制定行动框架，锚定公共品供给，并由中央财政72小时打出2亿组合拳，助力洪灾重建投入；市场则发挥了微观效率，企业捐赠草皮、电商开通助农通道等市场行为，使重建效率大幅提升；社会资本填补缝隙，商户自发形成的“感恩经济”网络（免费食宿、志愿运输），构建特殊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一句话，这种三元协同模式的精髓在于：政府为市场导航，市场替政府增效，社会给制度赋能。
从文化维度来看，“村超”重启折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文明底色——
2300多年前，李冰父子“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技术造就了至今在灌溉成都平原中起重要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也成就了秦统一六国的重要经济基础。这种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治理智慧早已超越技术范畴，深入中华文明的集体行动哲学，也在榕江洪灾中焕发新的生机。
贵阳援建队带来的智能管网监测系统，仅用79小时便疏通13万平方米核心区的地下管网。铜仁施工队创新的模块化草皮铺设技术，将传统工期大大压缩。这些看似现代的技术奇迹，其精神内核正是《孟子》“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共同体意识。
清淤现场，苏州墙绘师莫承炻在3天半完成200米球场的环绕墙绘，手中的画笔在墙面游走：一幅侗族少女肩挑箩筐运送建材的图景渐次呈现。这幅名为“脊梁”的壁画，无意间揭开了中国灾难叙事的密码——在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之外，中华文明更崇尚众志成城的集体伟力。
这种精神特质在“村超”重启之夜得到升华。当清淤代表为比赛重启开球时，观众齐声高呼“雄起”的声浪，完成了杜尔凯姆所说的“集体欢腾”。无疑，此时的足球场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疗愈创伤的精神圣殿。正如现场志愿者所说：“我们清理的不只是淤泥，更是心里的阴霾。”
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暗合着中华文明的生存哲学。从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到今日榕江群众“先修球场再顾店铺”，一条贯穿古今的责任伦理链，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堤坝，折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底色。
当巴乔、卡洛斯踏上重启的“村超”赛场的瞬间，意大利电视台解说员惊叹：“这是中国速度的魔法！”但比球星亮相更震撼国际观察家的，是观众席特设的“感恩区”——那里坐着江苏草坪捐赠企业的代表、湖南电力抢修队员，还有自发参建的当地村民。这个微小细节，折射出中国式灾害重建的深层逻辑，既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治世理想，更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生动实践。
在政治学意义上说，榕江“村超”重启把防灾重建变成了公共仪式，这正是中华文明将治水经验升华为文明基因的独特能力。榕江的30余天奇迹，不仅是一场赛事的新生，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向世界展示的生存之道——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在尊重规律中创造奇迹，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持续向上生长的制度密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实践。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