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盘江大峡谷（贵州图片库供图）
提要：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山林与水草的相似性，导致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似性，使同一流域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具有了生活习俗的相近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产生了群体文化记忆与共有的文化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贵州不单单是山的王国，更是水的世界。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出众多河流，这些河流仿若大地的血管，滋润着这片土地，也孕育出了底蕴深厚、绚烂多姿且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贵州的河流水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是贵州文明的摇篮，见证了贵州从古至今的沧桑巨变，承载着贵州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和情感记忆。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演进与河流之间就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顺着水流而来的，不只是形形色色的物资，还有带着不同文化色彩的人，它们持续为黔贵大地注入活力，积累人文底蕴。因此，深入探索流域和贵州历史文化的关联，对全面认识贵州这片神奇土地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意义非凡。
贵州河谷：
人类文明密码的珍藏地
文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贵州丰富的水资源孕育出了辉煌的史前文明，早在距今约30万年前，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当前所发现的大部分遗址，宛如璀璨星辰般分布在江河沿岸，它们是贵州新旧石器时代繁荣文化的见证者。这些遗址默默地诉说着由广袤大地、奔腾河流和连绵峰峦共同谱写的贵州故事，在中华远古文明初兴之时那如满天星斗般的画卷里，成为中国南方文明肇始中闪耀夺目的星辰。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贵州遗址数量最多、密度最高，且年代序列完整，涵盖早、中、晚期及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几乎每一个中国旧石器时期文化，在贵州都能找到相应代表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以洞穴遗址为主，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新石器时代，贵州出现了不少旷野遗址，主要分布在江河两岸的阶地上，多达30余处，清晰地映射出古人类从洞内迈向洞外的历史进程。例如，六枝老坡底新石器遗址群，位于乌江上游，是该流域首次大面积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000年。同一时期，沿河小河口新时代遗址、黑獭商州遗址群、洪渡汉窑遗址群也相继被发掘，为认识乌江上游的史前文化筑牢了根基。
此外，在乌江流域值得一提的是贵安牛坡洞遗址，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距今0.3万年-1.5万年。在遗址中，发现了亚洲象、梅花鹿、麂子、大熊猫等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化石，这意味着古人类开始以鱼类资源为食，与河流的关系愈发紧密，流域文化内涵也因此变得更为丰富。
在北盘江流域，贞丰孔明坟遗址是该流域首次系统发掘的位于河流阶地上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它位于黔西南州贞丰县孔明村孔明河与北盘江交汇处，距今约6000年至7000年，遗址中各类器物的比例彰显了其打制石器占主导地位的独特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北盘江水系成为珠江流域古文化向北盘江流域延伸的关键通道。在北盘江流域调查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和两广同时期文化遗存有显著联系，这充分表明远古人类以及不同文化通过北盘江流域进行了密切交流。
在赤水河流域，习水县黄金湾遗址是该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聚落遗址，它处在黄金河与赤水河交汇处的赤水河东岸一级阶地上，通过对墓葬形式、出土器物等进行分析对比，发现其融合了汉文化和巴蜀文化的特色，同时兼收了部分两湖文化和西北地区文化因素。它宛如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2000多年前秦汉开发西南夷的壮举，也为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提供了珍贵材料。
在清水江流域，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器具，这些器具的制作技术已经逐步小型化、多样化。到新石器时代，清水江流域的人类活动愈加频繁，并逐渐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这一时期的生活器具已经逐步精美化、规范化，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上述人类文化遗址，有的甚至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有力地印证了贵州水系两岸孕育了人类文化的事实。
贵州水运：
流淌着的历史文化记忆
贵州多山多水，江河纵横，乌江水系、北盘江水系等成为天然的航道。回溯旧石器时代，在江河沿岸分布的人类遗址中，留存着先民们使用简易水上工具活动的踪迹。早期人类依傍河流迁移、繁衍生息，航运的最初形态或许就在那时悄然萌生。随着岁月流转，水运在贵州历史舞台上的角色愈发关键。它不仅是货物运输的途径，更是文化传播的纽带。
秦汉时期，贵州水运助力了西南夷的开发。早在先秦时期，赤水河上下游便有官方开辟的交通路线。古巴国通往夜郎的商道，从赤水河入长江口处溯河而上，途经平夷（今毕节北），至朱提（今云南昭通）后转至夜郎与滇。赤水河支流桐梓河水道通向鳖国，正因如此，巴王于赤水河入长江口处设关，负责稽查商贾、查验货物征税，验证符节后才予以放行，此地故而被称为巴符关。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王食以枸酱。《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唐蒙出使南越，食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临牂柯江，出番禺城下，夜郎者，临牂柯江”。夜郎将四川产的枸酱卖到番禺，又将成都邛杖等远销印度，可见夜郎掌握了一条南下可达广州入海，西去可过云南、东南亚到达印度的古老商道，这应该是一条存在于云贵高原，依靠丰富的水系与陆路结合的古老商道。这样就不奇怪为何从贵州高原直到通往长江的湖南沅水流域，都有着关于夜郎的古老记忆。
三国两晋时期，赤水河已经通水道。《华阳国志·蜀志》载：“今四川省合江县内，南有水道通平夷（为牂柯郡治）、鳖县（县治在今遵义境内）”，赤水河在今茅台上游属平夷郡，下游属江阳郡。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李雄在统治蜀地期间，曾派江阳太守侯馥在这一带抚恤蛮僚，修缮舟楫，这说明赤水河一带的航运已经通航，并开始注重造船事业。
南北朝时期，沅水水运已向上延伸，承担着税粮的调运。由于贵州不是产盐之地，这时期水运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运入淮、浙之盐，食盐通过沅水运到五溪（含㵲阳河、锦江、松桃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南齐时（公元479年至502年），在今㵲阳河设西平阳县，今清水江锦屏、翁洞设南平阳县和新东市县，这表明因为水运的关联一些城镇因水而建。
唐代，贵州更多的州、县沿河设置，在促进水运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也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乌江航运已经扩展到今思南县境内。五代奖州刺史石处温向前蜀献军粮20万石，就是由㵲阳河支流龙江河逆水而上，经过乌江转运到达四川境内。
宋代，水运不能直达接陆运的地方，有修建转搬仓的规定，除了取道乌江、㵲阳河外，清水江及都柳江的航运也有发展，粤盐经都柳江和红水河运入贵州西南部销售。
明清时期，贵州水运有了较大的发展。清水江航道，赤水河航道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和疏浚。清水江航道全线贯通后，方便了中下游优质木材、中上游铅矿石等大宗物产的外运，也利于应急军粮、盐等物资的输入。赤水河运输条件改善后，成为川盐入黔的重要通道，运盐量居乌江、綦江、永宁河之首，对流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码头与商埠因此兴起，素有“滇楚锁钥”“湘黔咽喉”之称的镇远，成为大西南丝路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位于清水江上游的下司镇，在19世纪末逐渐成为物资进出的枢纽港口，这里商业繁荣，客栈、货栈、商铺等林立，民国初年常年停泊的大小船只众多，年吞吐量达一万吨以上。位于赤水河畔的赤水市丙安古镇，是川盐入黔通道上的重要驿站。
随着水运的繁荣，各地商民涌入贵州，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沟通互鉴。同时，信息和文化思想也加快进入贵州，对贵州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14处留存至今的各地会馆，作为活态的贵州文化，见证了明清时期天下商人汇聚贵州的风貌。会馆文化既是一种商业文化，也是一种移民文化，而且是多元文化的结晶。
“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水运带来的不仅仅是来自各地的货物，还有随之而来的文化、习俗和移民。从历史的角度看，食盐的生产和运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兴旺，盐业铸就了底蕴深厚的盐业文化。而当酒成为一种货物和船工必备饮品在赤水河中游流行时，中原汉族的白酒酿造技术便与古老的赤水河中游土著濮人的酿酒土法结合，再加上赤水河中游低海拔、高温高热的峡谷地理，以及无数不知名的微生物，共同孕育发酵出了一种传奇色彩的酱香酒文化。正如郑珍的诗句“盐登赤虺河，酒冠黔人国”，形象地勾画了当时盐与酒文化两者之间相依共存发展的密切关系。
贵州文化：
纵横千年的多彩汇聚
现存和已经消亡的古老文明的生命历程都说明，流域不仅是文明孕生发展的必要物理空间，还是文明互鉴、文明冲突的主要场域。贵州的流域文化并非孤立存在，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贵州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画卷。
贵州是古代氐羌族系、百濮族系、百越族系、苗瑶族系等四大族系的连接点，是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地区的重要据点。秦汉之后，四大族系在地域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形成了今天的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18个世居民族的分布格局。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民族局面形成了贵州丰富的流域文化，这也是贵州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的根源所在。
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无论是河流还是山系，贵州都跟四周比邻的省区市具有根脉相连和系统依存的原生关系。不同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体现了贵州区域先民在这个广袤大地上的源水之旅，他们利用水的通道作用，进行着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并逐渐形成了融合的趋势。在交通条件尚不完备的古代，乌江流域和赤水河流域，具有巴蜀文化与百濮文化、氐羌文化、苗瑶文化融合的明显表征；清水江流域、锦江流域，明显具有楚文化与苗瑶文化、百越文化融合的明显表征；南北盘江流域，具有闽桂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的明显表征。如思南作为乌江水运的重要码头，巴蜀文化与黔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思南发展成为“黔中首郡，乌江明珠”。
各民族相互间整体一致性的文化认同逐渐形成，这种认同是在流域内的上下游之间、左右两岸里最先开始的。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山林与水草的相似性，导致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似性，使同一流域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具有了生活习俗的相近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产生了群体文化记忆与共有的文化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贵州流域文化反映的是贵州的地域生境与人文的系统性联系，在流域文化的融合发展中，体现在区域与流域之间的融合性与整体性的关系。在贵州流域文化的应用过程中，需要考虑贵州流域文化在西南地区、长江经济带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价值，展现贵州的比较优势和融入国家整体战略的实际要求。
从贵州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来看，对贵州流域文化的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发出贵州声音，展现出贵州水资源的利用观念、利用方式和保护形式作出的努力，并促进因水作出的区域联动。
从贵州的比较优势来看，贵州要在生态文明上出新绩，需要重视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流域文化是生态文化的重要构成因子，也是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呈现。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水文化多样性的促成因素，随着用水环境的变迁，也促成流域文化出现了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区域之间的融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融合的趋势。因此，构建流域文化在新时代的内容，在融合发展上进行相关研究，是在促进区域人水和谐，坚持做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贵州实践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2024年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基础理论创新项目）“赤水河流域生态文献资料调查与整理”（CXLL2411）阶段性成果］
来源：《当代贵州》2025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