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什么? 经济学家用基尼系数刻画幸福的轮廓，心理学家用多巴胺浓度解构幸福的成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才是幸福源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幸福必须依赖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与生产力的解放”。人类对幸福的追问始终在解构与重构中，放弃幸福的本质主义，拥抱“幸福”现象学意义的开放主义。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正在以后发追赶者、典型实践者、创新探索者，打造着“热气腾腾”的中国缩影。
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幸福。贵州亚高原的现代化实践，不是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立足本土的原创性探索，是一部“理论—实践—再理论”的辩证史诗。一方面，证明了“非均衡发展”的可行性。西方理论长期将“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视为现代化发展的线性进程，贵州通过“四化同步 ”的“并联式”发展打破了“串联式”教条。从“生存突围”到“数据突围”，从“生态修复”到“生态价值”，从“交通会战”到“文化觉醒”，看似离散的举措实则构成相互赋能的网络体系，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新思路。二方面，打破了“梯度转移”理论的桎梏。传统理论认为，后发地区只能承接产业转移，贵州既承接产业转移又实施“换道超车”，“算力—电力—智力”的闭环生态和“富矿精开”的迭代转型，不仅破解了“资源诅咒”，又验证了“创造性破坏”理论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三方面，构建了“国家意志—地方创新—群众参与”的治理生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其“人民性”与“系统性”的统一。“村超”“村BA”以烟火气、草根性、大众化为特征的新型打开方式，既保护了民族文化根脉，又创造了社会经济价值，构建了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生态协同发展的系统形态，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与有为政府的相得益彰。“贵州样本”的幸福意蕴就是在有限性中开显无限，于必然性中创造自由，让存在如其所是地绽放光芒。
打造主客美好生活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没有幸福的东道主就没有快乐的游客,“贵州样本”的幸福学原理，看似一边靠“自然瑰宝”“文化珍宝”的独特魅力，一边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大感染力，实现了“东道主”与游客的“双向奔赴”。实则，幸福学的“贵州样本”所要表达的还不仅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3月17日至18日考察贵州强调：“贵州要下定决心、勇于探索，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一方面，“新风采”的“贵州样本”，是主客共情打造“幸福综合体”的集体乡愁。当易地搬迁群众、返乡农民工都能在家门口的“景区”“园区”找到价值坐标，当少数民族“符号”普遍通过数字平台将传统技艺转化为艺术资产，当乡土“酸酿”广泛成为北上广深舌尖上的一抹致味狂欢，“东道主”获得的物质丰裕、精神充盈、生存尊严汇聚而成的幸福，就会最大限度地化风育人，游客的快乐便不再是景观景点景色的消费刺激。游客的每次旅居，都是对东道主生活美学的致敬；东道主的每份热忱，都在将“他乡之景”转化为“吾心之乡”。此刻，总书记念兹在兹的“营商环境”便有了新的土壤肥料、新的活水源头。以“幸福综合体”催生“产业共同体”“利益联合体”，那些被保护起来的地方主义、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就有了消解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新风采”的“贵州样本”，有“广纳百川”的包容胸怀也有“通江达海”开放格局。建省六百载，214 处“渐比中州”的商贸会馆、屯堡卫所的“大明遗风”、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风雨桥蔚然大观，秦陇建筑雄浑大气、巴蜀房屋飘逸洒脱、荆楚的浪漫奇崛、江浙的柔婉清秀，都在这里交融、沉淀为一处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成为这片土地上文化生发的源流和动力，以滴水容蓄之力打造出一个主客美好生活“新江南”。未来图景的“贵州样本”，都柳江畔的茶芽在RCEP电子关单上舒展新绿，肇兴侗寨的芦笙与珠江渡口的潮声共鸣，乌蒙山的杜鹃花在长三角数字孪生系统中永续绽放。世界第一桥梁凌空勾勒的抛物线，是连接粤港澳、联通成渝圈的开放函数，将绘制出通江达海的时代虹桥；跃动在战略版图上的"渝黔桂"运河，恰似一幅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息大屏，铺陈着"三不沿"省份向"三临近"枢纽华丽转身的《富春山居图》《清明上河图》。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第81期中青二班学员、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