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县域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主要场域，在兴业、强县、富民、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方面起着承上启下、融会贯通的独特作用。历经多年实践和探索，贵州县域社会治理取得显著进步，展现新的活力。
一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县域社会治理，县域是国家治理的“扭结”、长治久安的基础、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以及健全党领导的三治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推进县域社会治理“为什么”“做什么”等基本问题。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并对基层治理提出要求。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即是题中之义。
推进贵州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县域承上启下，结构性特殊性问题需要统筹推进社会治理。随着贵州城镇化水平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城镇化进程中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文化流等要素的相互叠加，导致县域社会治理呈现多维、动态、复杂的特征。
与此相伴的结构性问题在于：“五流共振”突破以往单一方面的风险模式，加之县域城乡地域交叉、市民农民交叉、传统现代交叉，“三交叉”导致“三叉神经痛”，治理不确定性增加。
同时，各县存在的特殊性问题在于：一些县面临常住人口基数大、治理半径过宽、协同力量不足等行政压力，一些县面临经济发展乏力、民生保障缺口、治理资源薄弱等经济压力，一些县面临流动人口体量大、新就业群体增速快等社会压力，一些县则皆有之，如此等等，亟需统筹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县域民生汇聚，群众对确定性的追求需要加强社会治理。不确定性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和理性。一直以来，各县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优化服务、促进公平等举措，不断满足群众多维的确定性需求，保障了各县的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和生活美好。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贵州县域经济体量占全省GDP总量约六成，承载着全省超七成的常住人口。
这种“超六成”的结构性特征决定县域社会治理存在“面广线长点多”的复合型治理压力，亟需通过筑牢治理基础、破解运动式治理方式和提升社会预期，满足人民对社会治理的确定性需要。
县域资源汇集，同向奔赴为治理现代化探索了可行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融合推进，为贵州进一步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治理资源的有效下沉提升了县域治理能力，基层首创不断夯实治理的社会化基础，群众参与治理的意识普遍改进，治理行为日益展现等等，县域社会治理初步形成了组织统筹、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的良好局面，奔赴治理现代化正当其时。
贵州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显著进步
调研发现，贵州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有省市层面的统筹推动，也有各县（市、区）的创新探索；既遵循整体的治理理念和思路，又兼具地方的实际和特色。
首先是围绕基层基础“强双基”。县域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县域内的资源和力量，构建全方位参与、全链条服务和全周期管理的治理联动格局。贵州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不断增强党组织的统筹能力。通过强化组织联动、社会联动和工作联动，汇聚合力提升治理效能，进而确保县域政治大局稳定、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人民安居乐业。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强基固本。这一模式聚焦治理资源和力量的整合，将综治中心打造成为联合执法的“指挥部”，将网格打造成为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将相对集中居住的群众作为联防联治的服务单元，通过建强综治中心、建实网格和建优联户，为县域社会治理筑牢基础。
“党小组（党支部）＋网格员＋联户长”组团治理。该机制通过合理划分网格党小组和选优配强党小组组长，将党小组建设成为“战斗堡垒”，并负责引领网格中的党员、联户长、网格员及群众自治组织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县域治理中的基层基础作用。
其次是打造“一约四会”基层自治模式。历经探索创新，贵州各县基本搭建了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以及“村民（居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为典型的“一约四会”群众自治模式。
总体上，“一约四会”基层自治模式不仅能够解决好县域社会中的若干事项，有效降低行政投入成本高的问题，同时能够降低泛政府责任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地方党委政府能够更加聚焦公共职能的履行。
第三是减负增能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各县围绕减负、增收、提质、拓渠、优考5个方面重点，卸包袱聚焦主责主业轻松上阵，提振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提高基层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探索制定基层干部旋转门制度，围绕权责清单制明确考核重点，积极推动基层减负增能和提升治理效果。
贵州持续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策略进路
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治理成效正相关，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兴业、强县、富民。
实践表明，经济基础好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好的治理基础，能够通过持续投入更多资金或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优化、社会治理创新等，进而不断提升治理水平。与此同时，有数据显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在贵州，仁怀市、观山湖区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好的县，治理现代化指数能够稳居前列并对其追赶者形成梯队领先优势。
当前贵州正经历从“改革发展”向“福祉供给”并重的范式跃迁，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在于将社会治理的齿轮咬合进民生需求的传动轴，使治理现代化的抽象叙事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红利。
社会协同是保持治理活力的关键因素，县域社会治理重在协同共治和减低治理成本。
社会协同的目的之一在于“四两拨千斤”，即通过党政引导“社会治理社会”，回应群众的“组织化”需求，实现以最小的行政投入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问卷调查显示，贵州2128名受访者中近5年来经常参与所在村（居）委会选举／投票、议事会、听证会的比率偏低；经常向所在地政府或村（居）委会提意见建议的比例也偏低。
指数测算中，社会参与意愿不高、民间力量薄弱以及志愿者数量不多的县，同样存在排名不佳的情况。因此，需重视和推动解决社会参与较弱、协同力量不足以及吸纳民意举措不多的问题。
经验做法与技术协同双向奔赴，推动传统管理向智慧治理迈进。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开放、共享、协同为基本遵循，不断优化县域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破解政府纵向分工的惯性和社会治理需要横向整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功能型冲突。
坚持“云治理”与“微治理”融合创新，统一政府数据采集标准，畅通“横向网络＋纵向部门”的数据网络，构筑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智慧治理的基础支撑系统。以“互联网＋”网格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切入点，深化以人口信息、不动产信息、县域部件信息为主要的基础系统与以电子政务、网格管理、电子监察、公共资源管理为主的应用系统的信息采集，聚焦重点，赋能数字化决策能力。数字化决策能力降低了决策失灵的代价，提升了决策的预见性，以及风险防范、灾害应对、危机管理的能力，实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培育学科“公共治理学”（ZDPYXK202305）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