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战火，浙江省立图书馆将珍藏图书——文澜阁《四库全书》迁到贵阳，藏于贵阳北郊地母洞_资料图
提要：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四库全书》面临被毁危险。为保护好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阁书在贵州安然无恙地珍藏了6年8个月，书籍品质未受损害。在从阁书中抄出的史料支持下，民国《贵州通志》成为贵州有史以来至民国时期资料最丰富的《贵州通志》。
命运多舛的国宝《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主持，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的一套大型百科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汇聚自古至乾隆时期的图书，是当时全国知识总汇，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献集成，共收录3462种图书、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
为保护好国宝《四库全书》，先后抄写7套，仿宁波天一阁，修建7座藏书楼，分藏7套《四库全书》。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又称江南三阁）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江南人文昌盛，乾隆皇帝特准南三阁开放可供士子们阅览。
经历多次战火，已有三阁藏书被毁。咸丰三年（1853年）文宗阁毁于太平天国战火，2011年复建开放；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陷扬州，文汇阁被毁，2023年复建开放；咸丰十年（1860年），文源阁在圆明园大火中被毁。三阁之《四库全书》在大火中几乎都已损毁，但也有少量流落民间，引无数学者竭力搜寻。
幸存的四阁《四库全书》，也是命运多舛。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四库全书》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其中又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经磨难最多。
抗战西迁 向黔行进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被毁的危险。7月中旬，奉教育部之令，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组织将馆藏阁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珍贵善本西迁，共计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8月4日，阁书及善本由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启程，溯流西上，开始了流离颠沛的西迁岁月。
西迁途中，时遇敌机轰炸，从富阳到建德，再到龙泉，半年时间，辗转三处。一同西迁的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安排协助送书籍到建德。
随着战事吃紧，1938年初，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强调“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建议运往内地。教育部采纳建议，致电浙江，提出“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府设法运黔”，但浙江省政府以无经费为由，消极应对。竺可桢深为国宝担忧，遂筹集2000元垫付到贵阳经费，派遣浙大教授李絜非作为教育部代表到龙泉，协助浙图将典籍转运贵阳，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义的路途。浙图和浙大都开始向贵州行进。
阁书入黔 备受关注
1938年4月30日，阁书到达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非常重视国宝的到来，相关事宜均需上报省教育厅。阁书抵达后，贵图当即布置馆内储藏地。经开箱清点整理，每箱照目录清点整理之后，加封钉好。此时，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贵图藏书达到7万余册，馆舍不敷使用。又因地处市中心，有空袭的隐患，贵州省教育厅垫资2400元购买了贵阳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用作贵图藏书库。至此，阁书在贵图保存了151天。
1938年9月28日，阁书与贵图的数万册馆藏古籍转藏张家祠堂书库，在此保存了192天。然而，张家祠堂离城仅2里且近公路，空袭隐患仍未解除。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轰炸，史称“二四轰炸”。大空袭后，出于安全考虑，贵图提出，将张家祠堂所存阁书移存贵阳北郊距城8里的地母洞内。
地母洞（现鹿冲关国家森林公园内）是喀斯特天然溶洞，入洞口形状近正三角形，高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顶部布满钟乳石。1939年4月8日，阁书运达地母洞。因深居山洞，环境潮湿，阁书是否受潮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1943年春，蒋介石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以“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吴鼎昌立即转令教育厅察看，厅长欧元怀开启数箱检查，因为一直执行严格的曝书制度，并没有发现霉坏之书，因此贵州省政府据实回复蒋介石，不用搬迁。
贵州学者抄出贵州史料
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贵阳时，民国《贵州通志》已编纂近20年时间，《四库全书》中的贵州史料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宝藏。当时多所大学西迁内地，教育部有意邀请各大学派人到地母洞校勘阁书。贵州省文献征辑馆（因编纂《贵州通志》设立）认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政府转教育部，批准抄录有关贵州史料。文献馆委托李独清到地母洞翻阅阁书，将其中涉及黔省的资料抄出。
自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李独清带着两名助手，经过1年3个月的努力，抄出大量有关贵州的文献，整理编排为8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有了这套从阁书中抄出的史料支持，民国《贵州通志》成为有史以来至民国时期资料最丰富的《贵州通志》。遗憾的是，因经费困难，《贵州史料第一集》尚未付印就发生了“黔南事变”，材料全部散失。
1942年9月3日，国立贵州大学首任校长张廷休递交给教育部的函件提出：“本校办立伊始，图书设备亟待充实，兹拟就浙馆文澜阁《四库全书》整部在黔之便，抽借传抄”，但这一提议因为耗资巨大，被教育部驳回。张廷休多次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教育部、浙江省立图书馆等进行沟通和协商抄书事宜，最后教育部提出了折中建议，抄全书“极为不易，且有散失之虞”，可以抄写“书中有关西南文献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为防止阁书散失，抄写工作不能离开藏书场所。最后，抄书工作由国立贵州大学教授、国学大师柳贻徵具体办理，组织教职工前往地母洞传抄《四库全书》中的西南文献。可惜的是，后来所抄史料皆毁于战火。
因为战事紧张，1944年1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贵阳，迁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于1946年5月回到杭州，并一直留存于此。
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贵州省获赠全套。阁书在70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贵州，了却了当年贵州学者殷殷期盼抄写《四库全书》的夙愿。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科院）
